地方政府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乡村振兴注意力视角的分析

　　第一，在政府政策制定方面，各级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导向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非农企业、自愿披露ESG信息的企业以及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更明显。地方政府的乡村振兴注意力可以引导社会资源向乡村振兴倾斜■★■◆★◆，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应当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实际与乡村振兴参与主体的实际状况◆◆■★★■，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体系优化，强化各类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尤其是需要加大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需要根据本地乡村振兴细分领域的推进状况，围绕重点和薄弱领域引入优势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坚持企业自愿、自主原则，避免向本地企业施加过多的社会压力◆◆■。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强化乡村振兴对企业ESG战略的导向作用◆◆★，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引导和激励各类企业积极制定ESG战略参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既是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基础。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既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顶层设计与政策部署的制度优势★◆★◆，也需要发挥作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企业的作用，为乡村产业振兴、人才兴旺■◆、生态宜居等贡献◆■■“企业力量◆■★”★■。本文使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22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考察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首先◆◆■■★◆，从组织战略响应看，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在企业所处制度场域内的制度压力进一步强化，企业会采取特定战略回应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制度压力与制度需求★■。企业ESG战略是企业积极承担对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与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大层面的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内部经济责任的过程，强调企业与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共生融合发展，进而创造涵盖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多重综合价值■◆◆。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向也随之强化◆■◆★■，企业需要积极承担所处制度场域内利益相关方的多重责任并主动构建ESG战略，以响应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要求（肖红军和阳镇，2019）■■◆◆■◆。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模式，政府注意力的配置方向将影响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式。当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提高时，政府对乡村振兴领域公共问题关注程度随之强化。面对该资源配置信号，企业会通过面向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向寻求政府公共资源的支持，强化企业ESG战略的制定与执行，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企业参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地方政府的乡村振兴注意力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的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越高，企业对参与乡村振兴的响应程度和资源配置强度越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在传导机制方面，企业主要通过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战略以及强化企业涉农投资两个途径响应地方政府的乡村振兴注意力，地方政府通过乡村振兴注意力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存在战略响应和资源配置双重机制。第三★■，在调节效应方面◆■★■■，外部媒体的关注能提高企业对乡村振兴的响应程度■■■■◆，该因素在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从组织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看，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不仅包括以政府为主体构建的正式制度■◆◆★◆，也包括由社会媒体◆■■★、社会公众、行业组织与协会等构建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为补充，能够面向特定的经济与社会主体形成整合性力量，促进达成制度期望的一致性行动，确保各类经济与社会组织的行为符合正式制度的要求和非正式制度的规范（Scott◆■★◆★■，2001）。组织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合法性理论中的三大合法性机制包括规制◆■■、规范与社会认知的合法性。规制合法性更多体现为公共主体的正式制度安排对特定主体的制度压力，规范与社会认知的合法性则体现为行业组织、社会媒体★★■◆■、公众对特定制度主体的制度压力和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媒体能够对企业的日常运营与管理产生一定影响（王云等，2017）■◆◆★，会对企业战略决策动机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选择研究”（编号◆★◆：20&ZD07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撑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创新模式与创新政策研究”（编号：24AGL018）；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编号：DF2023YS25）。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立足政府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不仅能为验证政府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提供经验证据，也能为有效撬动企业社会属性、推动企业积极嵌入乡村社会提供可行路径。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区别于对乡村振兴内涵与实现路径的一般性或者总体性研究，本文侧重从推进乡村振兴的企业参与视角探究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核心机制，丰富对企业这一乡村全面振兴关键主体角色与功能的研究。第二，本文根据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构造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变量★■，丰富对地方政府乡村振兴重视程度的测度。而且，本文进一步构建“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战略响应与资源配置-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研究框架，为丰富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第三，本文进一步丰富了社会媒体关注在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影响中的作用的研究■★，既为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利益相关方参与乡村振兴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地方政府立足本地实际、积极发挥各类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H2b★◆★◆■：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会通过促进企业涉农投资推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注意力”一词最早是心理学领域的概念，指行为个体对特定事物产生的心理活动的集中性与指向性。随着管理心理学与公共决策理论的发展，“注意力”被逐步引入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在公共决策与行为经济学领域，注意力是决策主体（管理者或行政主体）对特定领域、特定事物发展过程与相关信息有偏地重视的程度（Bouquet and Birkinshaw，2008■★★◆◆；肖红军等，2021）。随着有限决策理论的提出，管理学决策大师西蒙认为管理决策主体存在有限理性◆★★★★◆，难以掌握与决策相关的充分信息，对决策方案的选择取决于决策者本身分配的注意力■◆，因而是有限决策（Simon■★◆★，1976）。此后■◆★◆◆，在公共行政与行为经济学领域◆★■■■，注意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应用。琼斯（2010）进一步将注意力纳入政府决策领域，提出了由注意力驱动的政策选择模型■■■◆■，认为政府的政策将随政策制定者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开展公共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在有为政府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对特定领域以及特定议题的关注会形成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与企业个体注意力不同■◆★，政府注意力具有强公共性■■◆、强社会性、强信号等特征◆★★★。而且★■■■，政府会根据事物发展状况与发展特征进行注意力指向与注意力强度配置◆■■★★，进而形成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的注意力资源配置（阳镇等，2024）。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战略，也是地方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对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各个领域的关注程度会形成独特的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则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战略导向与战略制定方向。

　　H2a★◆：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提高会通过强化企业ESG战略推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具体来看：一方面，在媒体关注下，被报道更多的企业往往面临更大的制度压力。这种制度压力体现为规范性与社会认知合法性压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被相关媒体广泛传播后，能够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引导更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相应地■★■，媒体关注能够强化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影响企业ESG战略（肖红军等，2022b）。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正式制度压力和媒体关注的非正式制度压力下★■，企业的ESG战略会被激活，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环境战略的实施（如面向乡村产业振兴的就业帮扶、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议题■◆◆◆◆★，面向乡村生态振兴的绿色环保投资等），从而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方构建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综合型价值创造网络，最终强化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驱动下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媒体能够基于社会声誉的激励机制强化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公共注意力引发的信号效应经各类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传播后★★■◆★■，企业出于声誉建构或声誉扩散动机会积极参与政府所关注的乡村振兴，提升参与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

　　学术界围绕乡村振兴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相关研究总体上包括三重研究路径。一是乡村振兴的内涵（Chambers★★，2014；张琦等★◆★，2022）。既有研究认为，乡村振兴的内涵至少包括乡村转型与乡村繁荣两个层次★★■。乡村转型意味着◆★◆■■★，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在保持乡村独特人文景观的基础上加快乡村产业振兴与组织振兴，避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凋敝，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Mitchell and Shannon，2018；李繁荣，2021）；乡村繁荣意味着，乡村内部在经济★◆★、人居环境与组织治理等方面实现功能再造与生命力重构，进而实现乡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叶兴庆，2018）。从乡村振兴的逻辑看，乡村振兴不仅包括乡村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也包括乡村外的环境改善，是城乡要素配置的系统性优化（Ciutacu et al★◆.，2015；黄祖辉■★◆，2018）。在乡村振兴的内容方面，既有研究认为，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力量，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必要保障（贾晋等，2018；郭晓鸣等，2018）。二是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一类研究视角是产业转型视角，主要关注县域富民产业对乡村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的驱动作用（黄思，2020；崔巧琳和王晨翔，2023）；另一类研究视角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视角，主要关注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机理（张蕴萍和栾菁，2022；张旺和白永秀■★，2022）。具体来说，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包括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土地要素配置（Long et al.，2019）、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Wang et al◆■★.，2022；孟维福等，2023）。三是乡村振兴的效果评估和实现路径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效果评估方面◆■★■◆，相关研究认为，要将乡村全要素生产率■■◆■◆◆、生态环境、农村预期寿命和健康等纳入考量（Nie，2021；Jiang et al.★★★◆，2022）；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方面，既有研究从产业视角、技术视角◆★★■■、乡村精英与乡贤视角◆■★■★、城乡要素流动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等多方面探究了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张海鹏等◆◆，2018◆◆；何得桂和绳家明★★◆■，2023），在总体上形成了■★“要素-组织-政策■★■■”的多重逻辑系统，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五个子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在推动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的结论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启示。

　　肖红军,阳镇■★■★■★,凌鸿程.地方政府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乡村振兴注意力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i.11-1262/f★◆■■★■.2025.02.003.

　　其次，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视角看，战略是企业行为的重要前因，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背后是一定的战略基础■■★◆。由于乡村振兴涵盖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方面的振兴■■■◆★★，涉及乡村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宜居等多个方面，全面参与乡村振兴意味着企业需要充分发挥经济与社会的复合属性，积极构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等多元价值创造的综合型战略体系★■◆★，参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与组织等多个方面的振兴◆■◆◆■。企业ESG战略可以从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综合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表现为通过积极承担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三个层面的责任意义上的经济责任实现企业对社会的积极嵌入和融入（肖红军等■■，2022a；方先明和胡丁，2023）。以作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企业为组织原点实现乡村振兴■■★★，必然意味着企业需要构筑面向多元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价值导向。企业ESG战略是企业积极嵌入乡村振兴的全新战略基础，有助于推动企业在战略层、运营层和业务层实现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确保企业积极融入乡村振兴★◆、创造综合价值。与此同时，企业通过ESG战略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企业要为乡村场域内的利益相关方单向输出，而是在积极嵌入社会的过程中形成“双赢”局面。企业在为乡村场域利益相关方承担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的过程中，也能基于ESG战略获取乡村振兴领域各类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和支持■■★◆，进而为企业运营管理与业务实践提供资源支持（阳镇和王越■■■■★◆，2024★★★★；肖红军★■◆◆，2024）。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ESG战略不仅有助于企业满足乡村场域内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也有助于提升企业开展乡村振兴各类业务的可持续性，最终强化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基础。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第一■★■★，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影响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的重要机制是提升企业ESG战略响应程度和促进企业涉农投资。第三，财经媒体报道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影响企业乡村振兴参与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具体而言★◆◆，财经媒体的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都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财经媒体正面报道的调节效应强于财经媒体负面报道。第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非农业企业★■■★、自愿披露ESG信息的企业以及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更明显。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影响企业乡村振兴参与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层面◆■◆★■■。

　　第三■★，在社会监督方面■■■，媒体一方面要积极做好对乡村振兴的相关报道和政策解读工作，另一方面要积极宣传和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与实践◆◆。本文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财经媒体正面报道还是财经媒体负面报道，均有助于发挥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舆论引导作用。因此，媒体报道能够强化乡村振兴注意力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能够通过强化由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引发的制度合法性压力，形成“正式制度压力-非正式制度压力”的协同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并参与乡村振兴★★。此外，媒体应当继续发挥在乡村振兴中的监督和引导作用。一方面，通过挖掘乡村振兴中相关企业的典型事迹★■◆、典型案例以及对优秀企业家的宣传，为各类企业积极响应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方面的部署开展系列舆论宣传活动，提升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典型企业与优秀企业家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形象，为企业持续参与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等发挥外部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加强对企业ESG负面行为的报道力度，发挥媒体舆论对企业虚假宣传、“伪ESG★■■■◆◆”等负面行为的社会监督效应★■，引导企业制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ESG战略，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对所处地区各类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

　　最后，从资源配置视角看，地方政府提高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意味着政府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投入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多个领域◆◆，此时，会向辖区内企业释放较强的公共信号。这种强公共信号能够鼓励辖区内企业主动响应政府发展战略，企业会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响应政府的乡村振兴注意力，更多参与乡村振兴领域的投资活动■■■。与企业以战略性ESG实现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的响应不同，此时的资源配置机制表现为：企业立足经济属性，在政府强公共信号的指引下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的投资活动，以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活动与政府公共需求的充分对接■★■■■，进而实现企业经济利润与政府公共需求的★■★“双赢”。因此◆★，从资源配置视角看★★■◆■，地方政府提高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会进一步驱动企业开展农业领域的投资（投资设厂或业务领域扩张），最终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基础与资源支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a和H2b★◆★。

　　第二，在企业战略制定方面，企业要更加重视ESG战略的作用，在宏观ESG制度供给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企业内ESG制度建设■★★★★◆。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参与乡村振兴不是单方面支援乡村发展的任务，而是可以将企业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的双赢选择。本文的研究发现■★★，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可以提高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度◆★■◆，其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是提升企业ESG表现◆◆◆■，另一个重要机制是促进企业涉农投资。因此，在战略制定时，企业应当进一步以ESG战略及其实践为抓手，将其融入企业业务经营领域与管理实践★◆★。

　　解决“三农■◆★■”问题长期以来都被摆在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三农”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艰巨性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导向与政策部署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与情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整体上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三农■◆★★■”问题的战略导向迈入了新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体现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求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的重要基础在于积极撬动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并形成可持续的内生机制。上述做法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至关重要。从乡村振兴的参与主体看，企业不仅是市场主体◆★■■★◆，更是社会主体。企业在积极对接市场的过程中有效嵌入乡村场域与乡村社会进而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应然性与合法性◆★◆■，也是充分发挥其社会属性与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企业是推动乡村产业再造与内生能力再造的关键组织和关键细胞，系统研究企业参与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对新时期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不难看出★★◆◆■★，既有研究虽然对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开展了大量探索，形成了关于乡村振兴◆■★“理论内涵-驱动因素-实现路径”的完整研究链条。但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在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方面尚存较大缺口，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企业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杜世风等，2019）。具体而言：一方面，缺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研究◆★◆◆★◆，缺乏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典型模式与典型机制的类型化总结◆◆◆★■；另一方面，缺乏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前置性驱动因素及其传导机理的研究，难以理清企业在乡村振兴推进中的主要角色、关键功能及其价值。特别是，在有为政府驱动的国家治理体系下，地方各级政府是有效激励各类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在上述背景下，探究企业如何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根据组织新制度主义理论，组织在既定场域受到不同制度主体的约束和制度压力。Di Maggio and Powell（1983）将制度压力分为规范性同形制度压力、认知性同形制度压力和规制性同形制度压力三类，组织为获取制度场域的合法性会通过战略响应的方式应对多重制度压力（Scott，2001）。在乡村振兴这一独特的场域，地方政府是乡村振兴的建构者与推进主体，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会形成差异性的注意力导向与注意力强度，进而形成差异性的制度合法性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会强化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合法性压力，促进企业积极投入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元素（如以产业振兴为目标的经济责任、以组织振兴与文化振兴为目标的社会责任★★■、以生态振兴为目标的环境责任等）。因此，从组织战略响应视角看◆★★◆◆，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会强化企业乡村振兴参与强度，推动企业在运营管理过程中积极嵌入乡村振兴战略体系（杜运周和尤树洋，2013）。

　　H3：媒体关注在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对企业乡村振兴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第二，根据信号理论，地方政府形成面向乡村振兴的强注意力时，也会形成政府的强公共信号。这种信号表现为政府对乡村振兴的重视程度以及公共资源配置的方向与强度（王印红和李萌竹★■★◆，2017）。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动感知政府的强公共信号■■◆，主动开展相关资源配置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确保企业行为符合制度预期、满足政府公共资源配置的相关要求★■◆■★★，为企业经营获取政府关注与政府支持奠定市场信号基础。当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注意力水平提高时，地方政府对乡村振兴领域公共问题的关注程度更高■★◆■★，政府将会配置更多的公共资源解决阻碍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公共社会问题。面对该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将通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获取政府公共资源的支持。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